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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转载)定窑真的是“有芒不堪用吗”?—解析瓷器镶釦的源流
来源:桃花源艺术空间   作者: 陈彦姝 桃花源艺术空间   发布时间:2019-07-01 07:42:22   点击数: 打印本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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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:定窑因涩口而失去进贡的资格

宋代是中国瓷器艺术的黄金时代,南北名窑辈出,各有特色。但与丝绸、金银器相比,时人对陶瓷的文献记录要少很多。这也造成一旦有文献,就容易被奉为“信史”的局面。陶瓷史界经常引用的一条是宋人叶寘对于瓷器的一段叙述:

 

窑器 宋叶寘《坦斋笔衡》云,陶器自舜时便有,三代迄于秦汉,所谓甓器是也。土中得者,其质浑厚,不务色泽,未俗尚靡,不贵金玉而贵铜磁,遂有秘色窑器。世言,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者,不得臣庶用,故云秘色。陆龟蒙诗:“九千风露越窑开,夺得千峰翠色来。如向中宵盛沆瀣,共稽中散斗遗杯。”乃知唐世已有,非始于钱氏。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,不堪用,遂命汝州造青窑器,故河北、唐、邓、耀州悉有之,汝窑为魁。江南则处州龙泉窑,质颇粗厚。宣政间,京师自置窑烧造,名曰官窑。中兴渡江,有卲成章提举后苑,号邵局,袭徽宗遗制,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,名内窑。澄泥为范,极其精致,油色莹彻,为世所珍。后郊坛下别立新窑,亦曰官窑,比旧窑大不侔矣。余如乌泥窑、余杭窑、续窑,皆非官窑比,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。〔1〕

 

从文义上看,这段话说的是从五代到宋最为有名的一些瓷窑。宋代陶瓷文献有限,如此集中描述多个窑口的更是少见。所以此段文字在既有研究中引用频率颇高。最常见的用法,是论及某个瓷窑则摘引其中对应的语句。这本没有错,但被忽略的是全文的前后关系和整体语境。比起个体描述,这种整体关联关系对理解宋代瓷器艺术更重要。

 

仔细梳理语义,可知它讲述的是五代至宋宫廷用瓷的前后变化。最早成名的是越窑秘色瓷,唐至五代以来久负盛名,北宋初仍有进贡。接着,宋廷推崇定窑白瓷。后又因定瓷有芒而将之淘汰,改在汝州派造青瓷,一时间汝窑成为北方青瓷的魁首。再后来,才有了徽宗时京师自置官窑,以及承继它的南宋修内司、郊坛官窑。文中在汝窑之后,特别插入江南龙泉窑,评价却是“质颇粗厚”,似乎与前后诸窑水平悬殊。这恐怕是作者在稍晚时候所见的情形。生活在北宋末的庄绰论及龙泉窑,说当地青瓷也号称“秘色”,宋初钱氏进贡的秘色瓷即出自于此。到了徽宗宣和年间,“禁庭制样须索”,即内府给出尺寸或纹样等方面的具体要求,由有造作基础的处州承担生产。派造的结果是提升原有品质,“益加工巧”〔2〕。则它和汝窑情形完全一致,同样是承担宫廷派造的青瓷窑,同样通过派造提高了品质和地位,时间上也接近。产品与内廷有关联,使得龙泉窑能与上述窑口同列,行文上与汝窑前后相继。

 

关于定窑,一般认为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明确指出了它被汝窑取代的原因,“定州白磁器有芒,不堪用”。考古资料也显示,从北宋中期开始,定窑开始采用覆烧技术,这是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将碗盘类器物扣过来烧,垫圈组合的匣钵高度仅及一般仰烧匣钵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,因它能节省窑炉空间,降低烧造成本,故为许多窑场仿效。虽然能极大提高效率,但覆烧也有缺欠,带来了器物口沿不便施釉的尴尬。田野考古的结果与古代文献正好对应上,于是,加釦出于遮芒渐渐成为定论。认为毛涩的芒口使人在使用时缺乏愉悦的体验,所以内廷用器放弃了定窑,转向新兴的汝窑。而定窑窑工想出的补救办法是用金属片包镶口沿,这就是釦,它既是遮掩,又是装饰。但是,看似完美的论证忽略了之前、之后其他窑口加釦的情况,忽略了时代艺术的整体潮流。定瓷釦口的做法还应该放到整个宋代工艺美术的大环境中去讨论。


二、加釦的定瓷


定瓷口沿包镶金属,仅仅是出于遮芒的需要吗?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从时间上加以梳理。现存的加釦宋代瓷器,以定窑最常见,但它在陶瓷史上并不是最早的。应该说,加釦是定窑的特色,却并非其“原创”。因为在更早的晚唐已经有了加釦的秘色瓷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件金银平脱秘色瓷碗,碗口及底均用银包镶(图1),与《衣物账》上“瓷秘色碗七口,内二口银棱”的记录相符〔3〕。按照唐人记录,这两件碗可以称为“银棱秘色瓷碗”。

图1 唐·银棱漆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口径23.7厘米 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


至五代宋初,吴越秘色瓷使用金釦日渐频繁。在进贡北宋的礼单中,文献中多次出现钱氏送来的“金釦”“金稜”器物:

 

(开宝)六年(973年)二月十二日……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……金稜牙茶床子十、金稜红藤盘子一……金稜七宝装乌纹木椅子、踏床子、金银稜宝装床子十、银装椅子十、金稜秘色瓷器百五十事、银稜盘子十、银装笼子十。〔4〕

 

开宝九年(976年)六月四日……明州节度使惟治进……瓷器万一千事,内千事银稜。〔5〕

 

(太平兴国)二年正月八日,俶进贺登极御衣、通犀带及绢马万匹,又黄金并玳瑁器、金银稜器……三月三日,俶进金银食奁二、红丝络银榼四、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、银匣二。〔6〕

 

(太平兴国三年)四月二日,俶进……瓷器五万事……金釦藤盘二、金釦雕象俎十……金釦瓷器百五十事……〔7〕

 

(太平兴国八年(983年)八月二十四日)王遣世子惟?贡上……金银陶器五百事……〔8〕

 

吴越贡品中的瓷器,应该主要产自当地的越窑,其中部分加有金属“釦”或“稜”。材质的金、银涂金、银,则联系着瓷器品质的等级高下。秘色瓷在晚唐五代属越窑的贡御器物,等级最高,所以用金釦,数量也较少为150件。银涂金釦者次之,贡200件。银釦瓷器相对等级稍低,所以一次进献的数量会多,可达千件。在苏州地区的五代墓葬中曾收获一只裹足支烧的碗,口沿用金片镶包,相信就是金稜秘色瓷的实物〔9〕。

 

“釦”这种工艺,最早使用在漆器上。它原指在器物口缘、圈足处包镶金属细条的做法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,“釦,金饰器口”,就是一种狭义的解释〔10〕。工艺美术品为现实生活服务,功能性(即适用)是设计的基本尺度,其上才考虑美观,更高的标准则是提升使用体验,也就是有助于用。釦就是这样一种有助于用的工艺,它可以同时达到加固、防磨和美化的目的。考古发现,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加釦的漆器。至汉代,被称为“釦器”,以蜀郡、广汉郡工官的产品最为有名。《后汉书·邓皇后纪》有“蜀、汉釦器”的说法,实物也有不少发现。釦的材料多种多样,最高等级的是金,其次是银,以下还有铜鎏金、铜鎏银和铜的。

 

汉以后瓷器成熟,逐渐代替漆器成为日用器的主流。漆器的衰落也使得附着于它的加釦工艺一时沉寂,却从未完全断绝,到晚唐五代似乎又有复苏的迹象。法门寺地宫与银棱秘色瓷碗同出的,还有六件带有银棱工艺的漆木器,分别为“银棱盝顶茶碾子黑漆座”“银棱长方形盝顶黑漆盒(2件)”“银棱圆漆木盒”“银棱长方形盝顶木箱”“银棱盝顶木函(第八重佛骨含利宝函)”,考古报告介绍,在各器盝顶的边棱、上下口沿部位均有银棱包镶〔11〕。吉林省龙头山渤海国王室墓地出土的银平脱梅花瓣形漆奁,在盒及盒盖的底边口沿处,也有铜条包镶遗存〔12〕。吴越礼单里的金稜牙茶床子、金稜七宝装鸟纹木椅子、踏床子、金银稜宝装床子,金稜红藤盘子、金釦藤盘、金釦雕象俎,表明“稜”或“釦”还会加于木质家具和藤器上。则晚唐五代时的小型木制家具、藤器、漆器,边棱口沿处都有可能施以金属条包镶。由于工艺手法一致,材料也相同,名称自然而然地借用了漆器已有的称谓,也叫做“釦”。这时包镶的金属条一般比较宽,尤其在立面边棱处,或许就是又称为“稜”的原因。至此,漆工艺上的金属边缘包镶工艺,传递到木器、瓷器等其他门类。不论是法门寺地宫,还是渤海王室墓地,抑或吴越钱氏,拥有者的身份地位都不低,可见这股潮流首先还是兴起于宫禁。

 

定窑在五代时期曾一度接受吴越的定制,“易定”“会稽”款定瓷即与之相关,甚至有记载说吴越曾经进贡过“金装定器”〔13〕。


五代 -北宋早期  白釉刻“会稽”款三莲瓣盘  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藏


并且,在五代至宋初的定瓷中也确实可以看到加釦者,它们甚至出现在辽代墓葬中。辽前期的驸马赠魏国王墓、叶茂台辽墓,都出土过“官”字款定窑白釉器,口作花瓣式,镶以宽边鎏金银釦。这时的定窑尚采用匣钵仰烧,细窄的“芒口”并非源自不能施釉,而是有意刮釉露胎,增加摩擦力以便金属镶边。如此看来,早期定瓷的加釦更多的是出于艺术形式的需要,而它效仿的楷模应该就是吴越的金稜、金釦瓷器。考古的结果也可作一佐证,早期加釦定瓷,釦皆为金或银鎏金,且品质优良,出于等级较高的墓葬,显示着它们属于高档瓷器。



​唐白釉新官款连托把杯 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

越窑的金釦瓷器开启了一种新的艺术潮流。用金属包镶瓷器口沿,华贵闪耀的金银与温润内敛的瓷形成强烈对比,既有质感的差异,又有颜色的区别。艺术的风格不会随着王朝的覆灭而骤然改变,通常都会延续一段时间,待新的政治文化因素孕育出新的时代审美才会渐渐退出。北宋前期的工艺美术,还留存着五代的浮靡奢华,清隽典雅的宋风要到北宋中期以后才逐渐形成。晚唐五代在瓷器漆器上加金银釦、稜的做法,极有可能在北宋宫廷沿袭。

 

一直到北宋中期,内廷里仍有为数不少的银棱器。仁宗天圣元年(1023年),查处了内侍高品、朱文正的违法行为,“拆御厨银棱器,折金银三千六百两”。随后帝王诏令三司严加勘察,追究相关责任人〔14〕。御厨里能够施以银棱的器物,应是等级高、供皇室贵胄宴饮的食器和相关小型木制家具,最有可能的材质有漆木和瓷两种。参考前文吴越时期的进贡,两人偷盗拆除的大致就是瓷器釦口、牙茶床子、红藤盘子之类的金银稜。能够折卖出如此高价,御厨中加银棱的器皿数量会相当可观。仅仅依靠宋初吴越进贡的那些恐怕不够,必然还有后来制作的。而且,这些加金银棱的器物等级一直都颇高。就漆器而言,北宋景佑三年诏令“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棱器,其用银棱者毋得金”〔15〕。南宋宫廷设宴庆贺度宗生日,“食器皆金棱漆碗碟”,与纯金、纯银的屈卮酒盏交映生辉〔16〕。

 

那么,北宋内廷瓷器沿用的金银包镶装饰形式无关涩口,是一种纯粹的装饰。追求的应该是金银和瓷在质感和颜色上差异,以及用贵金属来助长瓷器的品级。类似的例子,在早期流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上也可看到。为了保护和装饰贵重的中国瓷器,欧洲贵族往往会给青白瓷或龙泉青瓷配上金属的底座、把手、盖子等附件。这些附件由专门的工匠设计,纹饰繁缛细密,甚至嵌以宝石,加上家族徽章,有的设计稿一直留存至今。

晚唐天复元年(901年)  白釉刻“新官”款莲瓣口盘

(1980年浙江省临安市水邱氏墓出土)

由此可知,早期定窑加釦更多是受吴越金稜秘色瓷的启发,追随高档瓷器的典范,所用釦以金为主。北宋中后期采用覆烧工艺后,定窑釦口才兼有金、银、铜材质。事实上,釦最初对于瓷器就没有实际的功能,完全是在于追求色彩的丰富,彰显帝王用度的奢华,后来才主要是解决技术缺陷的要求。


三、其他加釦器物的佐证

要证明定窑加金属釦口并非完全出于遮芒,而是受到时代艺术的影响,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旁证。

 

首先,证据来自陶瓷考古的新发现。近年来新发掘的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中,出土的部分耀州窑青瓷,同样有加金、银釦,其中一件五瓣葵口碗的金釦还会依口沿表现出起伏变化。(图2)另一套托盏的盏口、托口、宽沿和足端残存明显的加工痕迹,很可能之前加饰有金属釦〔17〕。

图2 北宋·耀州窑青釉五瓣葵囗金釦碗 直径14.3厘米

陕西西历史博物馆藏

这打破了以往认为耀州窑不加釦,釦是定器特征的认识。更重要的是,耀州窑器皿并未使用覆烧工艺,谈不上芒口。那么,既然没有遮瑕的实际需求,用金银包镶口沿的做法是无从谈论功用的,只能是出于审美的需要。从加镶的部位看,目前已知的定瓷多是在碗、盘、钵的口沿,这些部位在使用时会与敏感的口唇接触,所以以往遮芒以提升使用感受的说法是成立的。但新出的加釦耀瓷,除了碗、钵一类,还会在注子的颈口、流口部分包镶,这些地方无从谈起使用时的涩口感。此外,吕氏家族墓的加釦耀州窑青瓷,包镶的银边较宽,与较早的金棱秘色瓷和金釦定瓷类似。从视觉上讲,这样的做法能够在器物口沿形成一道异色的装饰线,并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。从色彩上看,光亮的银和略暗沉的橄榄青器体形成了差异和对比。

 

其实,再仔细梳理一下宋瓷,在南方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和建窑窑变黑瓷中,也能偶尔觅得加釦的例子。江西省有的青白瓷芒口双鱼纹碗因采用覆烧,所以碗口无釉,原有金属釦。但窑变的建盏,挂釉肥厚,即便烧造时受重力影响有流釉也不至于产生芒口。日本收藏的精品建盏中,却也可以看到碗口加金釦的例子。尤其是金色的口沿与黝黑的盏身相配,显得华贵而热烈。在安徽来安县相官乡宋墓中,曾收获一件金釦玛瑙碗。可知宋代的玛瑙器也会使用贵金属包镶口沿,这就更加说明加釦其实和芒口不是绝对的关联。联系其他材料,更应该说金釦器是北宋对五代金棱秘色瓷的继承,是出于纯粹装饰目的的做法。定瓷因芒口加釦,只是巧妙的借用时代流行还掩盖自身缺陷,以达到不妨于用的目的。

 

还可以关注的是,早期定瓷的加釦只有金釦,包边较宽,“棱”的感觉比较明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釦出现了金、银、铜鎏金等不用的材料,而且包边收窄,成为器口的一条窄线。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加釦耀瓷时间上也属于北宋,所以也是较宽的釦。建盏成熟的时间略晚,釦已经收窄。可知随着时间的变迁,宋人审美渐渐趋向典雅精致,所以宽棱被窄边取代。在视觉上,器口仅留下微弱的一条金属线,不以对比之姿与瓷器对立,转向了和谐和辅助。


四、异色素髹漆器的模仿


进入宋代,由于瓷器的极大成熟和面貌丰富,已经成为日用器的绝对主流。漆器虽然仍有造作和使用,但势头难敌瓷器。时代审美为瓷器所引领,所以简素成为日用器的风尚,漆器中的大宗也是素髹器。有意思的是,在部分异色素髹的漆器,只在口沿部分做出一圈。作为当时主要的生活器用,即令素髹这样的低档产品,也希望避免单调,追求变化。除造型创新外,异色恐怕是最易实现的手段。江苏宜兴和桥南宋墓出土的三十余件素髹,口沿处均有一圈黑漆,应该是对加釦装饰效果的模仿。从工艺角度讲,釦口本来就是漆工艺的首创。和桥宋墓的产品放弃自身的传统,而是以“仿”的手法达到与瓷器加釦一致的效果,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种装饰的流行。用异色漆在口沿做出类似的效果,完全是出于时代潮流的影响。虽然暗合了自身的传统,其实是另一种借用,是“釦”的形式的演化和发展。


五、结语

基于上述分析,定瓷加釦问题需要放到整个时代的潮流中去看待。从五代开始,受高档秘色瓷的影响,精品瓷器和一些小型木器开始用金银包镶装饰。这是一种纯粹出于审美需要的添加,是对富贵的彰显,孕育于晚唐五代时期的浮华与奢靡。入宋、辽,这种高档瓷器的装饰形式依然沿用,成名最早、承担着进贡职责的定窑必然会继承。在因覆烧引出芒口的缺陷后,定窑工匠巧妙的开发了金银包镶的实际功能,化缺陷为美的形式。

 

器口的金属包镶主要在于满足对美的形式追求,所以由晚唐五代至宋,从漆器到瓷器、玉石器,类似的做法一直可见。甚至在民间,漆器也遵从低档仿高贵的工艺美术规则。从形式上看,似乎漆器是曲折地实现着自我模仿,但其实,对于当时的漆工而言,他们只是在追求时尚。

 

综合考量文首引用的《坦斋笔衡》那段文字,我们会发现五代至宋宫廷用瓷的主流是青瓷,越窑秘色瓷、汝窑、龙泉窑、两宋官窑皆是,只有定窑是白瓷。若说色尚偏好导致白瓷被宫廷淘汰可能过于牵强,难以令人信服。另一值得注意的元素是,定窑北宋早期以刻划花为主,纹样工整却尚有阔朗俊逸之态。中期以后,印花工艺渐成主流,纹饰满密繁缛,已经略露匠气。而典型清隽优雅的宋风却是成熟于北宋中期以后,官府宫廷正是源头。所以,审美的变化比起工艺的瑕疵更值得重视。弃定窑之后,承旨而造的汝窑风格便是以简练优雅为主,正体现着徽宗为代表的宫廷审美。

 

略可延伸的是,今人说宋皆以“雅”概之,色彩单纯、简洁素净、重和谐不重对比都是其关键词。这确实是时代的典型特征,却不是全部面貌。精致奢华从来就是宫廷艺术的品格,只是表现形式不同。为彰显皇室气度与尊贵,高档材质的使用不可避免。在不破坏素雅格调的基础上,用金银点缀包镶、或是用不同材质组合搭配是最可行的方法。这也是入宋以后,金银釦瓷器得以继续延续的基础。

 

宋人虽然推崇清雅,但不会陷于寡淡无味,异色异质的搭配正是解决的良方〔18〕。北宋末金人破汴梁城之后,劫掠徽宗内库得到“琉璃盏一千二百只,琉璃托子一千二百只”,正可组合成套。另有“玳瑁托子一千二百只,珊瑚托子四百只,玛瑙托子一千三百只”〔19〕,却未提及与之相配的盏。而南宋文献则提到,孝宗赏赐周必大吃食的盛器是“金绿青窑器承以玳瑁托子”〔20〕,即金釦青瓷和玳瑁的搭配。可知当年徽宗宫中的那些珊瑚玛瑙托子,原本也是与瓷器组合使用,只是金人看重材质高贵,所以只取了托子去。北宋后期,宫中用瓷已是汝窑、官窑的天下,它们都属青瓷,若是以之为盏,跟上述托子相配,正与孝宗朝事例相合。金釦、青瓷、玳瑁珊瑚,不同的颜色和材质放在一起,这也是宋代宫廷艺术不可忽视的一面。

 

受宫廷官府影响,民间日常用器也有不同材质、颜色的组合。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有耀州窑青瓷盏与黑釉托子的组合,这类异色盏、托的搭配在宋辽金元墓室壁画中频频出现,一般均绘作白盏黑托。《梦粱录》里记述临安城中的茶肆“止用瓷盏漆托供卖“[21],是市井茶具漆器和瓷器的搭配。审安老人《茶具图赞》的十二种茶具中,盏托称作“漆雕秘阁”乃是漆器;茶盏称“陶宝文”,所有描述指向的都是建窑“兔毫盏”,这两者也是瓷盏漆托的组合。可见在实际的器用组合里,宋人并不只有纯然一色,也会追求异色的精心搭配点缀,主次分明,相映成趣。